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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忠范院士:建议加快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


科技自立自强,夯实创新根基、培育创新沃土尤为关键。


近年来,我国提出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,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,发展社会研发机构;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,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等,极大增强了广大科技人员的自信心和创造力。


在今年两会期间,全国政协常委、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在接受《中国科学报》专访时表示,国家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投入,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;但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过程中,各级政府部门热衷于立“桩子”,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“人才”,需要依附于一个或多个“桩子”,“一女多嫁”的结果,会造成科技界浮躁的现实。


中国科学报: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,并提出要稳定支持基础研究。您如何看待发力基础研究的事?


刘忠范:


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,还是“十四五”规划,都特别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,非常明确地提出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达到8%以上,真金白银地投入,我觉得这是值得肯定的,也值得期待。


这两年,政府各个层面的认识在提升。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,这个认识很到位,也非常重要。创新驱动发展,发展需要创新,简单的线性延长和线性思维很难到达新的高度。同时,基础研究不能着急,要有“十年磨一剑”的精神。


现在也有实实在在的举措。例如,扩大经费使用的自主权,这是对科技工作者们的信任。过去大家经常诟病,“买酱油的钱不能买醋”,实际上是缺少对科学家群体的信任,信任是最大的压力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,尽管需要时间去落实。此外,在人才评价、项目评价机制上,正在积极贯彻“破四唯”,提倡上书架、上货架,做实实在在的东西。这些新的举措,假以时日,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和激励作用的。


中国科学报:我们也提出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,但重大原创成果往往是“板凳坐得十年冷”,或者需要更长时间。您如何看待基础研究未来的布局?


刘忠范:


首先,要区分科学上的基础研究和技术上的基础研究。


科学上的基础研究,标志性的如诺奖成果,也就是大家所说的“从0到1”的原创性基础研究。其实这种科学发现是很难“规划”出来的,更多的源于科学家们强烈的好奇心,也常常是“无心栽柳”的事情,很难说会在哪儿“冒泡”。事实上,总有一些非常纯粹的学者,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,心无旁骛地做一些看似毫无用处的科学探索工作。他们的研究成果不断深化着人类对自然界和宇宙的认识,会写到教科书里,留在科学史上。


这种纯基础性的研究,该不该重视,又该如何重视呢?我认为,更重要的是培育创新性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土壤。有了好的环境和土壤,就会长出好的庄稼,长出参天大树。绝不能急功近利,搞所谓的重点专项和重点攻关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基础研究突破是不可预期的,也无法重点培育。


技术上的基础研究,比方说航空发动机做不好、芯片技术不过关,我们遭遇很多“卡脖子”问题,常常是源于基础研究不过关,研究积累不够。但这种基础研究与自由探索性的基础研究不是一回事。技术上的基础研究,必须有明确的技术需求牵引,泛泛的、不着边际的基础研究是派不上用场的。技术攻关不能急功近利,不要总想着弯道超车,要从基础研究抓起,这是另一种特定意义的基础研究内涵。


中国科学报:现在各类实验室、研究院、创新中心比较多,应该如何建设一个高效的科技创新体系?


刘忠范:


传统的思维惯性和政绩观,加之计划经济的影子,让人们喜欢关注“增量”,热衷于建设新的创新机构,包括国家实验室、基础科学中心、国家技术创新中心、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、高精尖创新中心、新型研发机构、科学城、产业园、示范区等,不胜枚举,令人眼花缭乱。


如果把每个实体创新平台比作一个“桩子”,各级政府部门都热衷于立自己的“桩子”,导致桩子林立,形成过度分散的碎片化创新资源。这种倾向需要尽早地引起重视。


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,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,我们已经建立了基本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,这是我们的“存量”。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过程中,要处理好“增量”与“存量”的关系,要明确定位,尽可能减少各自角色定位上的过度重叠。建设新的创新平台,加大投入力度,毫无疑问是大好事。但是,增量须跟存量的改革、重组和提升密切关联,而不是越来越多的花样,让人眼花缭乱,无所适从。


创新资源的碎片化倾向还会导致另一个问题: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“人才”,需要依附于一个或多个“桩子”,目的是抢资源和切蛋糕。这种“一女多嫁”的结果是要付出代价的,频繁的竞争性申请、评比检查和文山会海耗费了大量宝贵的精力,而且让每个人变得极为功利,很难静下心来,心无旁骛地做事,造成科技界浮躁的现实。


中国科学报:现在许多领域都在提“卡脖子”技术攻关问题。哪些技术是真正的“卡脖子”技术,应该如何攻关?


刘忠范:


“卡脖子”技术是当前的网络热词,也是广大科技工作者们的“心病”,更是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“拦路虎”。


“卡脖子”的是技术,是我们的产业链里面缺的一些东西,本来可以通过全球化的资源配置来解决,你做你的我做我的,角色不同而已。但随着逆全球化、贸易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抬头,某些技术就会被人恶意地“卡脖子”。


“卡脖子”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很多。一是过去的基础研究做的不够,带来了今天的“卡脖子”技术。同理,今天不重视基础研究,也同样会造成将来被“卡脖子”。所以,“卡脖子”技术是过去时,也是现在进行时,更有可能是将来时,绝不能得过且过。二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的“重商主义”倾向,做买卖的心态,现在有钱赚就好,不愿意在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上投入,不肯在最根本性的问题上下大气力、下狠功夫。三是缺少“工匠精神”,缺少追求极致、追求完美的耐心,导致我们只能在产业链的中低端徘徊。因此,“卡脖子”技术并非纯粹的技术问题,其中隐藏着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,甚至文化问题。


从某种意义上讲,“卡脖子”技术是熬出来的,不是简单地用钱砸出来的,更不是群众运动式的突击出来的。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,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“卡脖子”技术,避免产生未来的“卡脖子”技术。


通过企业和市场机制引领去解决“卡脖子”技术,我认为非常重要。政策上要支持更多的企业去做精做细。“卡脖子”技术都是“一招鲜”,光有它不行,没有它也不行。我们要弘扬和大力支持精工细作、追求极致的企业文化,鼓励更多的企业做“隐形冠军”。


中国科学报:我们也提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,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,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。您在实际工作中,感觉我国企业在创新方面还有哪些问题?


刘忠范:


我认为,我国大多数的企业,其创新能力和创新意愿是割裂的,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,是体制机制改革的深水区。


像我们的国企和央企,它们有能力或潜力去开展科技创新,因为它拥有大量的资源,有国家的大力支持,但是其创新意愿未必有多强烈,因为创新都是对未来的布局,不会反映到当前的政绩上来。


反过来像私企,有创新意愿但是它没有能力,它首先要求生存,然后才是发展问题。


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意愿的割裂,这是一个普遍现象,是创新体系顶层设计必须直面的基本问题,要找到破解之道。


我创建的北京石墨烯研究院(BGI)正在积极探索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,我们提出了“研发代工”的概念,从企业和市场找到真正的技术需求牵引,组织团队开展“一对一”的研发服务。几年的实践下来,效果还是不错的,得到了企业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。


当然,不同的企业效果不甚相同。有些企业需求非常明确,拥有自己的市场通道,地方政府也真金白银地投入,协同效应非常明显,企业和BGI各司其职,优势互补。但是,也存在有些企业根本提不出有意义的技术需求,只是想找点新技术、赚点快钱而已,这种情况就很难有效地推进产学研合作。当然,“研发代工”是一个新生事物,还需要不断积累经验,在探索和创新中发展。


中国科学报:我们也提出实行重点项目攻关“揭榜挂帅”,谁能干就让谁干。哪些科技攻关可以“揭榜挂帅”?哪些人可以称为“帅才”?


刘忠范:


首先需要强调的是,科学上的基础研究,绝对不需要“揭榜挂帅”,也不需要“领军人才”,因为科学上的发明创造都是个体的脑力劳动,不需要大兵团作战。


因此,“揭榜挂帅”应该属于技术攻关性质的东西,有着明确的技术目标,诸多“卡脖子”技术应该属于这个范畴。可以实行“揭榜挂帅”,谁能干就让谁干。


需要指出的事,技术攻关是团队行为,绝非一己之力所能为,需要团队齐心协力、久久为功。这个“帅”其实是组织者,可以是科学家、专家,也可以是单纯的强有力的“领导者”,不能简单地把“帅”和专家学者混为一谈。


我们在“揭榜挂帅”问题上,要避免走极端,不能一刀切地做事。


http://news.sciencenet.cn/htmlnews/2021/3/454133.shtm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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